凉山新闻联播 | 周仕伦率队到雷波调研湖长制工作落实情况

如前所述，在差不多一个世纪的当代世界法律发展史上，无论你将比较法学作为方法还是科学，它都实实在在地存在，都在发挥着作用。

【注释】 [1]依据2009年3月19日教育部发出的文件《关于做好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教研〔2009〕1号）的定义。但二者的不同之处也很明显：（1）二者的生源不同，法本法硕招收的是本科期间学习法学的学生。

[17]补修课程适用于非法学专业毕业生。[27]实际上，这也说明当时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了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28]之间的差别。【中文摘要】法律硕士（法学）是2009年新设置的专业硕士。四年制本科主要是系统地讲授法律知识，采取讲授式（Lecture）教育方法，注重人文精神的培养和法学知识的系统性与科学性。这几所大学在课程的设置方面、专业的划分方面以及到时的遴选方面都有比较有意义的尝试。

而这种方向额设置由于面向的主要是法律实务领域，所以一方面需要突破原来的法学硕士中培养模式中的二级学科设置方式，另一方面需要充分把握法学就业市场的人才需求状况，从而使法本法硕人才的培养更复合时代和社会的要求。[11]中国的法学教育实质上是一种素质养成型的培养，这样的培养目标，也导致当前各个高校的法学教师配置大多以学术型和研究型为主，实务型的教师严重不足。然而，与理论不同，在法律没有明确限制基本权利的情况下，公权力机关往往并不因为法律依据缺位而不去干预公民行使基本权利的行为。

那么，在判断立法者是否充分履行了具体化义务的时候，只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分别考察其对某一项或者某一类基本权利的内容所作出的规定是否为公民行使权利提供了基本的前提。这就与公民依据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在公共场所表达意见的行为，进行了区分对待。由此可见，立法者对基本权利所提供的保障，必须能够保证公民在最低限度上可以享有权利，否则基本权利条款就是一纸空文。[22]就基本权利条款中直接规定的限制而言，这些规定都是非常严格的。

事实上，对宪法文本进行系统考察，可以发现许多宪法条款都作出了一些相关规定。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就是典型例子。

现实中，彭水诗案等侵犯公民言论自由的事件，[6]表明了通过立法强化对言论自由保护的迫切性。(二)立法者应当明确规定基本权利的限制，防止公权力进行扩大解释 基本权利所受到的限制，构成了基本权利内容的边界。【注释】 [1] 范进学：宪法实施：到底实施什么?，载《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1期，第57-58页。因此，在这一步，立法者应当审查哪些措施可以达到维护公共利益的目标。

立法者在限制基本权利的时候，在不同措施、途径之间进行选择，采取符合比例原则的限制措施。在修改之前，这部法律存在如下问题。在私法领域，一些民事权利同时就是宪法所保护的基本权利，它们之间的冲突，直接就构成了基本权利的冲突。最后，立法者对于符合必要性原则的措施，还应当继续审查其是否符合狭义比例原则，即对基本权利的限制程度与所维护公共利益的重要性之间，是否对称。

例如，《居民身份证法》第15条授权人民警察在火车站、长途汽车站、港口、码头、机场查验居民身份证的规定，就是为了打击犯罪，对公民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设定了一定的限制。一是《宪法》第13条第3款中规定的、作为征收征用私有财产的前提之一的公共利益。

就此而言，立法者还必须明确规定基本权利的边界。公共利益对于保障基本权利的立法，也构成了限制。

其中，刘连泰、马岭、门中敬对公共利益作出较为狭窄的界定。[27] 林彦：乞讨权在美国确立的过程，载《比较法研究》2008年第1期，第134页。立法者保障基本权利的时候，也必须维护公共利益。广义的公共利益包括国家的、社会的利益，狭义的公共利益为社会利益。立法者如何权衡，并没有普遍适用的标准，但可以参考如下几个因素。例如，为了维护市容，设定禁止乞讨区域，就应当确保对公民的限制和所维护的公共利益之间，是成比例的，[26]或者说，立法者应当兼顾社会秩序和乞讨者的自由之间，进行平衡。

以行政权对基本权利的可能侵犯为例，现行《行政诉讼法》对受案范围的规定，使得一些基本权利被侵犯的情况下，公民无法获得司法救济。但是，就当时而言，决策者的判断是符合常理的，仍然符合合目的性原则的要求。

此外，言论自由，通常是公民主张其他权利的重要途径，这种意义上，言论自由是一切权利之母。三是《宪法》第51条中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

如果没有具体立法，则公民的宪法社会权也将处于虚置状态。对公民基本权利的立法保障，不得侵犯他人权利，立法者应当对相互冲突的基本权利进行平衡。

在基本权利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立法者不能顾此失彼因此在法治国家中，当针对一个个案，通过法律思维来寻求一个法律结论时，对形式合理性的满足就不能不被放在首要的位置，尽管少数个案处理会产生不尽人意的实质不合理。人治理论轻视形式合理性的价值，实质上是轻视普遍规则和制度在实现社会正义过程中的作用，相反，它把实现社会正义的希望寄在个人品质之上，试图借助于不受游戏规则约束的圣人智者来保证每一个案都能得到实质合理的处理。其三，理由必须具有法律上的说服力。

共同规则需要有人去守护和执行，而这正是政府和公共权力赖以存在的基本理由。（四）形式合理性优于实质合理性 形式合理性，也就是规则合理性或制度合理性，它是一种普遍的合理性。

法律至上、权利平等和公民自治，以及由此决定的法律思维方式，就正是维系和滋养法治社会的最基本的共同观念，它们构成了法治社会得以生存的必要思想条件。法治社会是一个观念的共同体，它依赖于某些共同观念的维系和滋养。

对被诉的犯罪嫌疑人以有罪证据不足而做出无罪判决，即为其适例。然而，这个要求和原则对于法律思维而言并不完全适用，因为对于通过法律思维推导出一个法律上的决定而言，它必然具有以下三个特殊之处： 第一，面对不确定的客观事实，也必须做出一个确定的法律结论。

我们知道，程序正义是制度正义最关键的组成部分，也是保障实现个案实体正义最有力的制度性条件，在此意义上说，对程序问题的重视程度，恰恰是识别一个人、一个社会是否真正接纳了法治原则这一个文化公理的最佳方式。就此而论，与其说法律思维的首要任务是寻求解决问题的结论，毋宁说是寻求据以作出结论的理由——那些认同法律并依赖于法律的人们能够接受的理由。可以说，法律思维优先和合法性优先，是法治原则所必然要求的一种思维方式。而实质合理性则只能表现为个案处理结果的合理性。

由于法治的理想在于用普遍的规则来治理社会，因此，法律思维必然要突出普遍性的优先地位。第二，特殊性同时被提升为普遍性，使今后的类似问题得到类似的处理。

法治原则作为一条基本的文化公理，反映了人类文明的现代形态对公共生活规范和秩序的特殊理解。自治不仅是法治理念的重要内容，也构成了法治的基础，没有法律保护下的自治，便不能排除已往文明形态中专制性的他治和人治。

因此，法律思维就表现为以权利和义务为线索的不断追问：某主体是否有权利做出此种行为、享有此种利益和做出此种预期?与之相对的主体是否有义务如此行事或以此种方式满足对方的请求和预期?在这里，只有权利和义务才是无条件的和绝对必需考虑的核心因素，而其他因素是否应当予以考虑，则是有条件的和相对的，在许多场合，甚至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只有当这种思维方式真正被法律职业者所普遍认同，被治国者和社会公众所普遍认同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目标才有可能实现。